農本主義，李登輝的未竟之路

李前總統登輝先生在2020年7月30日逝世。他奠定了臺灣目前穩定的民主制度，並且加速了本土化的進程。不過在主流媒體上看到的紀念文，大多是李登輝在政治制度上的貢獻，著力在李登輝的農業思想及實踐方面的文章比較少。

筆者看到陳玠廷博士在農傳媒〈你所不知道的農業李登輝〉及在端傳媒上都有介紹李登輝的農業政策，劉志偉博士有在自由評論網〈農業社福主義的推手——李登輝〉探討李登輝的農業社福路線。

而筆者希望可以參與對話的部份是：李登輝的農業思想有其深遠的背景，從日本明治時期的拓殖精神開始，一直到人道主義的農村關懷，但是直到李登輝掌政之後，又必須跟現實國際外交及地方勢力迂迴妥協的過程。李登輝曲折的農本主義之路，也象徵著臺灣的農村困境與出路。

李登輝的精神導師：新渡戶稻造

筆者小時候，曾經在書架上看到一本書，李登輝著作的《武士道解題》。當時我非常好奇，為什麼我們的總統，會用日文去介紹「武士道」啊？這樣不是很「皇民」的行為嗎？當時懵懵懂懂買回家看，但翻完之後發現裡面都是在談抽象的道德，並不是想像中介紹「強八拉」（ちゃんばら，日本武士電影）的書一樣有趣。

一直到後來讀了其他相關的書，我才發現李登輝其實要談的是原作「新渡戶稻造」先生的思想。他雖然譯介的是武士道，但並不是在談什麼軍國主義的內容，而是新渡戶先生所言，日本武士階級關於「自我價值與如何實踐」的這一件事情，簡單地說，就是武士的道德與義務。

新渡戶稻造所作，1900年以英文出版的《武士道》。（圖片來源／維基百科）

李登輝之所以特別介紹新渡戶稻造的《武士道》，是因為新渡戶先生的思想徹底影響了少年時期的李登輝，甚至因為這樣，李登輝還特別選擇了就讀京都大學農林部農業經濟系，就是為了追隨新渡戶稻造的腳步。

但新渡戶稻造究竟是誰呢？他是日本著名學者，岩手縣人（東北藩士的後代），生於1862年，歿於1933年。可以說是日本明治到大正時期最重要的一名農業經濟專家。

新渡戶稻造年輕的時候就讀於札幌農學校（今天的北海道大學）是二期生，札幌農學校前任副校長是著名的克拉克先生（William Smith Clark）——就是大家到北海道札幌玩的時候，會在羊之丘看到一位外國人用手指著遠方，寫著「Boys, be ambitious! 」，即「少年啊，要胸懷大志！」的銅像。由於北海道當時在日本算是新拓殖的領土，所以當時札幌農學校師生，都有共同肩負開拓重任，擔任產殖先鋒的昂揚精神。

羊之丘上的克拉克博士銅像。（圖片來源／維基百科）

畢業後的新渡戶稻造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（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）唸書。1900年，新渡戶稻造用英文出版了《BUSHIDO: The Soul of Japan》（武士道：日本精神）一書，介紹武士道的道德與義務，也代表了日本社會的普遍精神。隔年新渡戶稻造應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之邀，擔任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局長，1901年提出「糖業改良意見書」，大幅革新了臺灣糖業生產的模式，從清代糖廍的製糖法，改良為現代工業的製程。所以日本人又尊稱他為「臺灣糖業之父」（這次就跟劉銘傳沒有關係了）。

不過會有人問說，新渡戶稻造改良糖業，乃是為了殖民統治的方便，新式糖廠更加地壓迫農民。這樣不就是帝國主義的幫兇嗎？但有趣的是，新渡戶稻造是個基督教徒，由於克拉克博士的影響，當時札幌農學校都要閱讀聖經，於是新渡戶稻造就開始信仰基督教。他主張社會的進步，帶來的不應只是物質，而且是精神上的提昇。所以新渡戶先生有著人道主義的關懷，他曾說：「殖民政策就是要以原本住民的利益為重」。對於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派兵討伐原住民部落的政策，也感到非常憤慨。

秉持這樣人道的立場，新渡戶稻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參與了國際聯盟的工作，推動國際間的和平工作。可惜進入昭和時代後，隨著日本國內軍國主義思想抬頭，新渡戶稻造因為批判日益跋扈的軍閥，而遭到國內輿論排擠，晚年抑鬱而終。

帝國的良心

新渡戶稻造不僅是個人知行合一，他也透過教育家的身份，培育了很多充滿內省精神的學生。曾任東京大學校長的矢內原忠雄，就是他最有名的學生之一。

矢內原忠雄跟臺灣最有關聯的事情，就是他著作了《帝国主義下の台湾》（1929年），他考察了殖民地臺灣的經濟狀況，點出了總督府壓榨臺灣農民的事實，還判斷嘉南大圳建成之後，「三年輪灌制」將會對農民帶來極大的負擔（以輪流供水來強迫農民種植甘蔗），非常不給臺灣總督府面子，所以這本書出版後，立刻被總督府列為禁書。

而後來矢內原忠雄也因為不斷批判日本軍國主義，在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，被迫辭去東京帝大的教授職務，一直到戰爭結束後才恢復教職。所以矢內原忠雄又被譽為「日本的良心」。矢內原忠雄在東京帝大的「殖民政策」講座，是繼承新渡戶稻造而來，他也培養了許多優秀的臺灣學者，例如劉進慶、張漢裕等人，影響了臺灣的政治經學發展，當然也間接影響了李登輝的學術路徑。

從新渡戶稻造、矢內原忠雄到李登輝這一個概略的系譜，其實有兩個共同的特色。其一，就是他們都是基督教徒（李登輝婚後才受洗），非常注重內省、強調精神生活。所以新渡戶稻造及矢內原忠雄兩人，在軍國主義時期都還能堅定和平與人道的主張，不惜挑戰軍閥及主流思想，所以才會被譽為有良知的學者。

而另外一個共同點，就是對於殖民地經濟的反思。特別是矢內原忠雄認為：臺灣總督府為了強迫農民種植甘蔗，壓制稻作的產量及價格，剝奪農民的剩餘價值，即所謂「米糖相剋」的理論，以嚴謹的社會科學方法、兼以馬克思主義的思路證實了「臺灣總督府真的在剝削臺灣農民」。這樣的論點，雖然後繼的政治經濟學家有提出修正，但也因此建構出了一套殖民經濟批判的系統。

矢內原忠雄的學生，劉進慶後來在論述臺灣經濟發展的時候（《戦後台湾経済分析―1945年から1965年まで》，1972年），也是藉由這個偏左翼的政治經濟學系譜，批判國民黨的農業政策。

青年李登輝

李登輝就是受到這套殖民批判理論的啟發。他自己常說到，年輕的時候把馬克思的《資本論》讀了好幾遍，也讀了知名左翼作家河上肇的《貧乏物語》（1917年），對於殖民地的不平等深感不滿。

根據彭明敏的回憶，戰後他跟李登輝在臺大唸書的時候，聊天的時候「大罵糧食局長李連春以『肥料換穀』政策，剝削農民太甚」，可見李登輝對於農民的處境，感到非常不滿。所以後來李登輝有短期加入中國共產黨，可能也是基於這些不滿的緣故，但因為感覺不適應共產黨的組織方式，所以就又退出了。

後來李登輝到美國唸書，在1968年提出他的博士論文，內容提到國民黨統治臺灣的時候，農業政策對農民的並不公平，直接說就是「榨取」，例如肥料換穀、田賦徵實及隨賦徵購等政策，諸多不公平的政策其實都是在課徵「隱藏穀稅」，可能高達農民收成的50％之譜，導致農業部門的人力被迫「流向」了其他部門。

把上一段翻譯成白話，就是很久以前國民黨政府壟斷化學肥料，要求農民拿稻穀來交換化學肥料（否則收成就會很差），而交換的價格對農民非常不公平，政府賣的化肥高出國際價格很多，甚至會有兩成到三成的價差，等於農民是被強迫當盤仔，強制抽稅的意思。所以李登輝才論證說，這些肥料換穀等的糧食政策壓迫臺灣農民，造成農民被迫轉業到工業部門的結果。

所以李登輝思想根源，可以追溯到新渡戶稻造的「人道殖民主義」，然後間接受到馬克思主義，以及矢內原忠雄「帝國統治下臺灣」的批判理論啟發，建構出了他個人的政治經濟學觀點，挑戰了國民黨從1949年以來的米穀政策。這樣的青年李登輝，內心就建構了一套完整的「農本主義」觀點，就待有朝一日實踐他的理想。

務實的農本主義

李登輝歸國之後，受到恩師徐慶鐘提拔，與蔣彥士共同向蔣經國舉薦。李登輝因此受到重用，他立刻就提出了「廢除肥料換穀及隨賦徵購」等政策的想法，也幸運獲得了蔣經國的同意。於是李登輝終於協助農民卸除了20年的穀稅重擔，實現了農本主義的初步理想。

不過劉志偉博士在〈農業社福主義的推手——李登輝（上）〉一文中，認為1973年廢除肥料換穀制度之後，農業「轉變為『保護性』的政策取向」，但實際上農產業跟其他部門之間還是有著「相對不平等」的結構。而且70年代為了穩定對美的外交關係，臺灣大量向美國採購大豆及玉米原料，多少犧牲了以稻作為主的本地家庭農場收益。

例如以養豬業為例，臺灣農村過去家戶都會養一些黑豬作為副業，逢年過節可以宰殺豬隻換取現金或補充營養。但1960年代後，政府推出「綜合養豬計畫」，並且配合美援，推廣進口玉米飼料，於是在1970年代後，養豬的飼料主成份從地瓜轉變成進口的玉米，本土地瓜的產量開始下降。而原本家庭式豬農，也因為無法與用玉米飼料的大型養豬戶競爭，逐漸退出市場。所以事實上，70年代之後的農糧政策，除了保價收購等「社福型補貼」之外，整體來說對家庭式農場還是非常不利的。所以農業人口流失的現象，並沒有在70年代緩和下來，反而是持續探底的。

而就在李登輝逐步高升，直到升任至臺灣省主席的時候，他應該也知道臺灣農業逐年衰退的問題，只是在務實層面上，工商部門的產值與比例節節攀升，也為臺灣帶來所謂的「經濟奇蹟」，他的農本主義，不得不跟其他部門妥協，走向務實的開放路線。

所以李登輝在農業政策上，並沒有堅持「貿易保護主義」路線，而政府的公糧收購政策，也頂多只能維持農民基本溫飽狀態。也就是說，李登輝在人生下半場的掌權之路，因為需要關照所有產業，所以他就調整成了務實的農本主義，也就是說，政府盡可能改善農民的生活條件，也提出了「8萬農業大軍」等政策；但同時也支持開放農產市場的政策。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最終農村的矛盾還是會爆發出來。

520農運

1980年代，為了因應國際（美國）貿易需求，臺灣陸續開放了火雞（1984）及香吉士（1987）等農產進口。由於外國農產品物美價廉，大大衝擊了臺灣農村。當時剛好社會運動方興未艾，加上民主化浪潮，於是農民運動掀起了一波高峰。當時在山區種植柳丁、柑橘農民們，因為不滿香吉士的進口導致作物滯銷，開始組織「山城農權會」，發動大小抗爭。

而1988年5月20日，更是爆發了戰後最激烈的農民抗爭事件，當天抗爭者甚至還拆下了立法院的招牌，最後農民們遭到政府強烈鎮壓，事後逮捕130多人，96人移送法辦。這個事件衝擊到了當時剛接任總統的李登輝（1988年1月蔣經國逝世），他立刻放下身段，到雲林農權會指揮林國華的故鄉——雲林古坑拜訪，「傾聽」基層的意見。而事後他也和林國華親自會談，承諾會慢慢兌現農民的訴求。

確實，自從1988年之後，政府逐步調整農民的社福政策，520運動隔年——1989年，立刻試行「農民保險」制度（但勞保及軍公教保險早於1958年就實行了）；90年代初期又廢除水利會的「水租」（由政府代繳）；繼而又在1995年推動了老年農民福利金（老農津貼），讓老農民卸除勞動重擔，得以放心度過後半生。

李前總統逐步推動務實的農本主義。（圖片提供／豐年社）

但是值得討論的是，李登輝回應農民團體的訴求，並不是改變農產進口的政策，而是增加了農村的社會福利。也就是說，李登輝務實地接受了開放貿易後，臺灣農業受到進口農產品衝擊的事實，他並不打算暫緩加入WTO的腳步，反而是用支持農民生計的社會福利來弭平社會爭議。

確實，90年代後，臺灣的農民運動就快速降溫——李登輝成功地把體制外的抗爭，轉移到了體制內的社會福利問題。所以筆者認為，90年代的「農村的社會福利轉向」也是李登輝「務實農本主義」的一種手段。

地方派系難題

但李登輝任內的務實妥協路線，其實也留了兩大農村的難題下來。

其一，就是在2000年，李登輝趕在卸任前通過的「《農業發展條例》修正案」，這個條例是開放農地可以讓非農民買賣，簡單說就是開了一扇方便農地開發的大門。這是立法院裡面的「老農派」立委主張通過的，如曾振農等人，這些老農派立委都是地方的頭人，李登輝判斷他們能左右2000年總統大選的中南部地方選情，於是雖然他知道後續會有很多弊端，但還是讓條例修正通過了。

這扇農地清倉的大門打開了，如今就很難再關起來，例如宜蘭的農舍林立現象。至今農地的保護與保留，成了臺灣目前非常棘手的議題。

第二個，就是地方農政基層組織的改革。臺灣農會信用部曾經歷經過90年代的大崩壞，到了陳水扁總統時代，全臺農會呆帳比例已經高達20％之譜。於是陳水扁想要改革農政基層金融體系，卻遇上了農會等地方派系的集結反彈。陳水扁臨危向李登輝求助，但李登輝最終還是選擇了站在農會這一邊，他公開對陳水扁說：「沒照顧好農漁民，會丟政權。」間接導致陳水扁的農會改革徹底失敗，兩名閣員辭職下臺（財政部長李庸三與農委會主委范振宗）。

李登輝當然非常明白基層農會的問題，農漁會長期在國民黨的庇護之下，出現了非常多不透明的爛帳，而且每個農漁會都是獨立運作的民間團體，很少整合，也很難監督、真正保障到農民的權益。但是他為了結構的穩定，替陳水扁的改革踩了煞車，而一直到今天，農漁會的組織慣性，依然是農政改革上最難觸及的一塊。

李登輝曲折的農本主義之路，也象徵著臺灣的農村困境與出路。（圖片提供／豐年社）

最後的大正浪漫，未竟的農本主義

李登輝生於1923年，當時日本正處於大正時期的尾端，由於一戰後景氣復甦加上開明自由的社會風氣，誕生了「大正浪漫」的獨特氛圍。與後來昭和時代的軍國主義產生了很大的對比。

李登輝這一代的青年，在後大正時期成長，感染了些許自由主義的風氣，但青年歲月卻被以殘酷的大東亞戰爭所撕裂，造成這一代人異常堅韌卻又帶點浪漫氣質的矛盾。所以李登輝就是兼有這樣矛盾的特質，他的農本主義是傳承了新渡戶稻造、矢內原忠雄以降的殖民地人道關懷，但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務實路線，又帶有在極端嚴苛的戰場上磨練出來的決絕性格。

他統合了政治實務與理想，終結了百年來農村遭到剝削的處境，卻也留下了不少未解的難題。所以他的農本主義道路，是還沒走完的，是需要我們繼續接起棒子，繼續承擔繼續改革的。

或許，晚年李登輝積極推動臺灣和牛「源興牛」的飼育計畫，就是前輩所留下的無聲教範──告訴我們，臺灣農業未來要突破國際貿易重圍，一種可能的出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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